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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近八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曾因在煤炭的燃燒和清潔利用方面取得一系列開拓性成就而著名。他所帶領的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科研團隊，集中在近年來成為熱點的垃圾焚燒發電領域，成功研發了“生活垃圾循環流化床清潔焚燒發電集成技術”，成為“廢棄物能源化處置世界五大技術流派之一”，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中國專利優秀獎，并已在全國11個省市自治區推廣應用。應用該技術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每天焚燒的垃圾，超過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量的三分之一。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岑可法和他團隊的教授們就當前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問題中的一些關鍵環節作了介紹。他們認為，如果有好的政策引導，優秀技術會讓中國的垃圾焚燒發電比歐美日發達國家更加清潔，并對節能減排貢獻巨大。
在采訪行將結束時，岑可法總結說：中國的生活垃圾處理，要走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做到分級、高效利用，以綠色、生態、近零排放的發展思路來考慮生活垃圾的焚燒發電技術未來的發展，只有做到這樣，“垃圾圍城”才能真正取得突破。
在中國尤其東部，不推廣垃圾焚燒沒有出路
《瞭望東方周刊》：如何評估目前我國城市垃圾增長以及城市垃圾處理的情況？
岑可法：社會上很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環保部的公報、政府官網等。由于統計難度大，縣級及以下的鎮、村級生活垃圾清運量，鮮有官方統計數據。而行業內的統計信息獲取比較困難，我們都是去主管部門和垃圾處理廠詢問。從媒體報道得知，北京六環外就有密密麻麻的垃圾填埋場，有的只能說是堆積場。不僅北京，“垃圾圍城”在中國許多城市都存在。
2012年我國城市人口人均年產0.24噸垃圾，全國城市的生活垃圾清運量有1.71億噸，相比2008年數據增長了11%。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接近85%，屬于發展中國家水平，日本等發達國家均接近100%。
在城鎮化加速的背景下，據現有城鎮化增長率數據推算，2030年全國城市每年產生的生活垃圾大約2.6億噸，形勢不容樂觀。
到2012年，我國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置以填埋為主，約占73%，焚燒約占25%。甘肅、青海等地方的城市幾乎都是填埋，而福建、浙江和江蘇等地城市的焚燒處置率超過五成，其他處置方式很少。
我想說，垃圾焚燒發電不是洪水猛獸，在中國尤其東部不推廣焚燒是沒有出路的。現在還是哪里建焚燒發電廠哪里就反對，甚至一些專家也不理解，風波不斷。直到國務院常務會議肯定了要發展垃圾焚燒發電的方向，焚燒才得到重視。
一般發達國家，人均土地很多的以掩埋為主，土地不夠的都以焚燒為主。而中國人多地少，尤其東部地區，不搞焚燒怎么辦？以杭州為例，哪里還有新的地方可以填埋？
垃圾填埋場一般都在城郊甚至更遠，垃圾的運輸距離很長，用高級的能源每天運輸低級的生活垃圾，很不劃算；垃圾填埋后產生的沼氣，收集困難，沼氣泄露會對環境造成溫室效應，危害更大。
從我國近幾年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和焚燒處理的比例變化看，焚燒發電處理是發展趨勢。我覺得社會缺乏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這需要政府重視、媒體宣傳，讓老百姓掌握真實的情況。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城市居民也知道垃圾焚燒發電廠必不可少，但就是覺得不能建在自己家旁邊。你覺得這個問題有望解決嗎？國際上處理的辦法是什么？
岑可法：這主要取決于公眾的認知程度和接受程度，政府和媒體應該做到正確地引導和宣傳，既不能言之不實，也不能言過其實。企業在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過程中，也要公開透明、要高標準嚴要求，確保焚燒發電廠的污染物排放在達標的基礎上做到更好。只有這樣，公眾才會接受和理解政府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各種可行方案和決策。
政府補貼起關鍵作用
《瞭望東方周刊》：現實中大家對二噁英還是比較忌諱的，你如何看？
岑可法：二噁英是垃圾發電污染物控制的核心問題。當然，垃圾焚燒還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氫、重金屬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為燃燒的二次污染物，就不可能零排放，只能近零排放，這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但大家也沒必要過于緊張，我想說說一些事實。
這30多年，我們考察了歐洲、美、韓、日等不少地方，他們的焚燒發電廠都建在哪里？維也納、法國魯昂建在市中心，設計精美；廣島、京都、首爾的也很漂亮，有些地區焚燒廠煙囪上還有觀光塔。他們基本都實施了歐盟標準(二噁英的標準限值為0.1納克毒性當量值每標準立方米)，焚燒一噸垃圾的補貼高至幾百歐元，而我們是幾十元至二三百元人民幣。
科學證據表明，只要滿足國家乃至歐盟標準，環境、人體是可以承受的。當然，污染物的排放越低越好，我們要努力向近零排放的方向發展。
我國現行的二噁英排放標準是1?納克毒性當量每標準立方米，2010年發布了現行標準修訂稿的征求意見稿，將標準提高到歐盟標準，目前還在征求意見中。
現實中，再生有色金屬、電弧爐煉鋼、廢棄物焚燒和鐵礦石燒結等4個行業占到二噁英總排放量的81.4%，是二噁英排放重點行業。露天焚燒排放也是重要來源，將27個家庭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自行露天焚燒的話，其二噁英排放量就與一個每天處理垃圾200?噸的現代化焚燒爐相當了，而這200噸垃圾，相當于2500余戶家庭一天產生的生活垃圾量。
從技術角度，國產技術、設備已不亞于歐美日發達國家。關鍵是政府的投入一定要到位，補貼要實實在在地到位。納稅人的錢就該花在該花的地方，高標準、高技術，對公眾和環境負責。
垃圾能源化利用對節能減排的貢獻巨大。2012年中國生活垃圾的焚燒量達3854萬噸，其能量等同于38億多立方米的天然氣，相當于減排700多萬噸二氧化碳。中國每年1.7億噸城市生活垃圾，蘊含的能量相當于170多億立方米天然氣。我們正在和有關企業開展合作，把餐廚垃圾收集和處理，做成車用生物天然氣，每天800噸的餐廚垃圾處理量可以提供給1600輛車使用。
《瞭望東方周刊》：按照你的說法，只要政府補貼足夠，完全可以很好地控制焚燒發電廠排放中的有害物質？
岑可法：每個城市的垃圾處置補貼都不一樣，高的兩百多，低的幾十元。一些經濟實力強的城市補貼相對較高，中小城市或經濟欠發達城市的補貼就低很多。
政府的補貼包括：垃圾處置費、上網電價補貼等。政府補貼要到位，各種補貼和收入足夠使企業有能力和信心應對焚燒發電的污染控制，企業才會盡最大可能、上最先進的技術和裝備，確保降低焚燒發電的各種污染物排放。
垃圾分類問題實難解決
《瞭望東方周刊》：如何看目前的垃圾分類情況？一種說法是，它是目前影響垃圾焚燒發電的主要因素？
岑可法：現在街上撿垃圾的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垃圾分類的角色，玻璃、報紙等可以賣錢的都被搜走了，其他都被拉去填埋或者焚燒發電。
垃圾分類回收還處于推廣階段，且僅限于少數大城市。2000年起，當時的建設部選定北京、上海、廣州等8城市作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實施比較困難，還在緩慢推進。因家庭廚房面積小、垃圾丟棄習慣等緣故，中國人垃圾分類意識并不高，分類后續的收集、運輸和集中處理也做得不好。
我們的想法，根據需要，每個城市在市區就近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就近實現資源化能源化利用，效益顯著又節能減排。但中國還遠遠沒到這種程度。
要加大宣傳力度，提高民眾意識；垃圾分類回收分片分區，有步驟地推進；政府部門要重視，健全垃圾分類和管理體制；采取法律約束，對破壞現象進行處罰。全民要放低心態，不能急于求成。
不能讓好技術停留在實驗室中
《瞭望東方周刊》：回到二噁英的問題上，國內的控制技術進展如何？
岑可法：與我們合作的很多垃圾焚燒發電廠都能做到歐盟標準。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是爭取二噁英近零排放，比歐盟標準還要嚴格十倍。
國際廢棄物能源化理事會主席、美國工程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Nickolas?J.?Themelis教授在國際動力工程會議的特邀報告中，將浙江大學的循環流化床垃圾焚燒發電技術列為國際五大主流技術之一，是歐美日發達國家以外唯一列入的技術。
我們的先進技術很多，擬進行示范驗證的二噁英在線監測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
現在二噁英不能實時監測，一年才做一次，檢測的人走了說不定又不達標了。這個技術能夠為企業產業進步、公眾監督提供支持，也得到了科技部門的認可。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很多技術一直停留在實驗室中。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這么說？
岑可法：政策引導還不夠合理。垃圾焚燒廠，現在不管企業排放多少，補貼都一樣，誰還愿意去做更好的減排？最好建立一個彈性政策，企業做節能減排、做更高層次的減排，也是在為環境作貢獻，為什么不能多補貼點？
國內的技術發展很快，最主要的排放指標都能做到歐盟標準，甚至好于國外，應該給予公平的競爭條件，為企業和行業的發展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瞭望東方周刊》：就全國所有垃圾焚燒發電廠來說，二噁英整體情況怎樣？
岑可法：從我國已公布的二噁英排放源清單調查報告中來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排放量僅占我國二噁英排放總量的很小一部分。從環境排放總量來看，在再生有色金屬、電弧爐煉鋼、廢棄物焚燒(包括工業危險廢物、醫療廢物、城市生活垃圾等)和鐵礦石燒結等重點行業和我國實施污染控制的重點地區，要加快實施二噁英的有效控制和減排，這也是我國履行斯德哥爾摩公約的要求。2010年10月19日，環境保護部、外交部等9個部門以環發〔2010〕123號印發《關于加強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導意見》，應該在各個行業加快推進和落實。
《瞭望東方周刊》：將一座排放并不理想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升級”為近零排放，需要多大投入？
岑可法：現在還沒有垃圾焚燒發電廠“升級”為近零排放的案例，我們正在努力開展科研及示范，希望能成功。如果一個垃圾焚燒發電廠在建設之初就以近零排放為目標，則初期投資會增加數個百分點，運行成本也會提高。這還涉及到，政府如何看待以近零排放為目標建設或技改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這些高標準、嚴要求的焚燒發電廠能否得到政府的鼓勵和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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